在蒋记国民政府统辖不到的地方，以贫苦农民为主体通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实践着集体生存权和其他社会政治权利。

[44]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文中指出不成文宪法是个关于‘宪法文化类型的概念，不是关于‘宪法渊源的概念。

成文宪法是通过明确的规则来限制各种统治机构的权力，进而用立宪政体取代专制主义的根本法。[57]但是，是宪法实践背离了宪法文本，还是宪法文本背离了宪法实践？有学者指出，语境化就是指设身处地地、历史地分析问题。[8]如果依这种分类，戴雪眼中的成文宪法是指英国议会制定的体现宪法的法律，而不成文宪法指的是宪法惯例。[14]詹宁斯认为大不列颠的法律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虽然事实上权力是由女王、议会、行政机构和法院行使的，但是这些权力并非源自于任何根本法。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属于同一层面上区分的两个概念，二者的法律效力与地位应没有差别，即都具宪法效力。

出现如此混乱的原因，归结到底还是在于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内涵与外延范围认识上的不同。但众所周知，有宪法典的国家，宪法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主体、任何行为都必须服从宪法典，不得与宪法典相抵触。最后，宪政要求宪法对国家的自由裁量权和紧急状态处置权作出严格的限制。

但西方法学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强调的，主要都是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法律的内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找法权力的集中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弥补的社会灾难或不公。（我们在下文中会进一步探讨司法审查制度。法存在于自然状态中，而法律仅存在于人为创制的实证法律体系中。

一个完整、透明、稳定、理性、有效和一贯的法律体系使人们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其经济和社会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其经济和社会行为的预期收益。例如，正如当代政治学家史蒂文·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出生于十九世纪的霍尔姆斯大法官）教授指出，只有一个限制政府压制反对声音的宪法才能够提升（公共）决策的智慧和合法性（史·霍尔姆斯，1995，第8页）。

换句话说，在宪政体制下，政府在宪法指定的公共事务领域有充分的、有效的权力（包括权力基础、行使权力所需要的资源、自由裁量的空间等等）。在现代社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每个公民只有义务遵守经过民主程序通过的，而且通过司法审查的（如果该法律被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起诉），法律。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立法机关的首要角色应该是精练[和颁布]未成文的[习惯]法（包括被广泛接受的司法案例、传统和习惯）。……对或错是永恒的，不取决于成文法典的生灭。

怀疑主义和相对论到处蔓延（伯曼，1985，第348页）。首先，应由谁来决定法（基本正义规则）的形式和内容？出现争议时该如何解决？其次，人们如何得知这些法（基本正义）的规则？再次，法（基本正义规则）是如何被实施的？最后，如何保证法（基本正义规则）高于人？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初步回答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当危机到来时，法国1790年宪法不能维持政府的权力，导致政府被人民推翻，国家进入动乱。由于其遵照先例原则，普通法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其演进过程也是缓慢的、渐进的。

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出的工具意义上的法制（rule by law）。]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平等原则。

第三，强调程序正义符合我们对法和对人性的理解。换言之，宪法对议会和政府各部门的限制不能由这些部门自身来改变，否则，宪法就丧失了至上性。

……如果我们查看各州的宪法，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这几个权力部门绝对分立的实例（《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这两个问题转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一些更直接的问题。读者也许会问：如何制约法官？如何防止法官违反宪法的条款或宪法的精神？在美国的宪政框架下，联邦法官受到以下几种约束。与人治相反，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的限制性。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作为整体的公民雇佣一批官员来管理政府，实现公共福利，宪法就是这一雇佣关系中的合同或工作规则。宪政的第一个要素是政府权力的建构和权力范围的划分。

对英国著名法理学家戴雪（A.V.Dicey）来说，法治有如下涵义：首先，常规的法律是至高无上、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而不是专断的权力。有一些学者经常批判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如果该搜查非法，而且被告律师所指线索真为该非法搜查所得（包括直接和间接所得），法官会将该非法搜查所获线索排除在陪审团所能看到的证据之外，不管这些可能的证据有多大的价值或有多么确凿。毕竟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必须由人来制定。

我们会在下文中专门讨论宪政和民主的关系。要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仅仅靠法律的改革和发展是不够的。

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状态中就没有法？答案是否定的。其实，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个人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法作为基本正义和高级法的意义，并认识到法律与法的区别以及无条件接受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的危险。同时假设该法律刚被通过，就有公民团体向联邦法院起诉，指出该法律违反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并要求法官宣布该法律无效。

但从历史上看，法治的起源要比自由主义早。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要有效地实现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

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体制信奉两个基本原则：法至高无上原则和有限立法权原则。换言之，自然法/道德法应在自由宪政框架下，通过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成文法（法律）与独立法官所积累的判例法之间的渐进互动和相互约束而实现。

可以说自由主义要求法治，法治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实现。基于这一原因，民主的制宪过程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更高级的民主形式。

上面的定义和回答仍然显得太抽象，这是因为在现代，人类只能生活在实证法律体系（即人造的法律体系）中。认识到立法机关在寻找和发现法（基本正义规则）方面的局限性和真正作用（浓缩和提炼民间的习惯法，并使之具有合法性）。在其他一些宪政国家中，修宪往往需要全民公决。如果一个法律体系常常依靠法律外的因素来裁决案例，这个法律体系是不透明的，因为当事人无法事先知道法官判案的依据。

要做到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有机结合，必须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上花大力气。如何在该宪法的框架下实现法治呢？靠的是宪法司法、司法独立、司法审查、法官找法等一系列的宪政体制。

以上问题，加上纳粹德国的血腥记忆，都向我们强调保持司法审查，并由独立的、经过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的法官寻找和发现法的必要性。第三，对于这么一件大事，获得公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这位外交官的理由是辛普森案反映美国社会缺乏公正。在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已经谈到，宪法的至上性是法律至上性的最高和最终体现。